閱讀生活:在「六四」三十週年與612「反送中」運動之間,詰問《六四十問》與香港2047 (468期)

梁耀文 採購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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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未來怎麼走,必須明白自己身處歷史的位置;而要如此鑑古知今,必須對造就今天的自己的歷史事件有所記憶。對於六四事件,乃至許偉恒老師所著的《六四十問》,以及他在小息書店舉行的說書會,我是這樣看的。

說書會中,許Sir簡述自己用了十年時間,回答有關六四事件及其前因後果的十個問題,寫成了《六四十問》一書。說書會配合書中第一問,論及八九民運出現的社會條件。許Sir分析,面對後文革時期計劃經濟所造成的全國性貧窮及毛澤東領導下全控極權的人民統治,繼任者鄧小平採用了「經濟放鬆、政治加緊」的方針,有限度採納市場經濟的模式,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卻強調四個堅持、一黨專政,同時又在黨內與保守元老及改革派進行權力內鬥。當時社會經濟發展停滯,貪腐情況加劇,「官倒」低入高出市場產品,民不聊生。不少帶著經濟及政治自由主義意識的黨內改革派高層、知識分子及莘莘學子,終在這社會條件下,以悼念改革派的胡耀邦總書記為契機,觸發八九中國民主化運動,以致後來的六四悲劇。

呼應說書會中,一位90後青年Norton對現今新生代未有對八九民運有強烈感覺的觀察和分享,我作為90年代中期出生的香港人,亦深切體會到,很多同代人及00後青少年之所以未有對中國的六四事件產生強烈的傷感及悲憤,是由於他們在一零年代起數次的香港集體政治覺醒中,基本身分已經普遍與以中國為中心、香港為中國特區的這種國族意識脫鈎。取而代之的,是以香港這城市為中心的國族意識。固然,香港實然上非國族(nation)、非國家(state或「nation-state」)、非民族(ethnicity);卻偶發地把「people」及「nation」的意思同時轉為指涉人人平等、主權在民的群體的這種意識,成為現代人至為根本的社會文化身分。也就是在西方文明圈內改變了歐亞非以不平等為神權公義(justice)的社會,在英格蘭及法、美、德、俄催生了不同意義的平等(equality)、主權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民主(democracy)、自由(liberty)、博愛(fraternity)等定義現代性的價值系統及一系列的意識形態及政治光譜。

今年六四三十週年悼念後緊接的「反送中」運動,為眾多當時年紀尚輕,未有參與雨傘運動的00後奠基了早已醞釀多年的香港本土意識;就算自視中國人,對他們來說,成為中國人的唯一方法只有是作為香港人。從69、616的兩次百萬人大遊行,可略見89年在港的521及528遊行,港人抵制北京戒嚴令,聲援北京民運時的影子。而612當天林鄭月娥把和平示威運動定性為暴動,令人難忘89年四二六社論中李鵬構思、鄧小平首肯,對學生愛國運動動亂的定性。可見六四至69、612、616、621等等之間,有一種滿有張力、時機性(kairological)的時序重疊。我不禁想,這種後97歷史的時機式開展,會止於還是再始於香港的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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